沈二哥便向我们说

龙8国际官方网站wwwlong8vip ,我家“外子”逼我写点关于沈二哥同三姐的事,他说:“海外就你一个亲人与他们过去相处久,还不写!”我呢,同他们相别三十一年,听不完,也说不完的话,哪还有工夫执笔!虽回去过一次,从早到晚,亲友不断往来,也不过只见到他们三四次,一半还是在人群中见到的。 中国论文网 如何开始呢?虽是三十一年的点滴,倒也鲜明。关于沈二哥的独白情书故事,似乎中外都已熟悉。有的加了些善意的佐料,于人情无不合之处,既无伤大雅,又能增加读者兴趣,就不在此加注加考,做煞风景的事了。 1932年暑假,三姐在中国公学毕了业回苏州,同姐妹兄弟相聚,我父亲与继母那时住在上海。有一天,九如巷三号的大门堂中,站了个苍白脸戴眼镜的羞涩客人,说是由青岛来的,姓沈,来看张兆和的。家中并没一人认识他,他来以前,亦并未通知三姐。三姐当时在公园图书馆看书。他以为三姐有意不见他,正在进退无策之际,二姐允和出来了,问清了,原来是沈从文。他写了很多信给三姐,大家早都知道。于是二姐便请他到家中坐,说:“三妹看书去了,不久就回来,你进来坐坐等着。” 他怎么也不肯,坚持回到已定好房间的中央饭店去了。二姐从小见义勇为,更爱成人之美,至今仍然如此。等三姐回来,二姐便劝她去看沈二哥。三姐说:“没有的事理,去旅馆看他?不去!”二姐又说:“你去就说,我家兄弟姐妹多,很好玩,请你来玩玩。”于是三姐到了旅馆,站在房门外 ,一见到沈二哥,便照二姐的吩咐,一字不改地如小学生背书似的:“沈先生,我家兄弟姐妹多,很好玩,你来玩!”背了以后,再也想不出第二句了,于是一同回到家中。 沈二哥带了一大包礼物送三姐,其中全是英译精装本的俄国小说,有托尔斯泰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屠格涅夫等的着作。这些英译名着,是托巴金选购的。又有一对书夹,上面有两只有趣的长嘴鸟,看来是个贵重东西。后来知道,为了买这些礼品,他卖了一本书的版权。三姐觉得礼太重了,退了大部分书,只收下《父与子》与《猎人日记》。 来我们家中怎么玩呢?一个写故事的人,无非是听他说故事。如何款待他,我不记得了,好像是五弟寰和,从他每月二元的零用钱中拿出钱来买了瓶汽水,沈二哥大为感动,当下许五弟:“我写些故事给你读。” 后来写了《月下小景》,每篇都附有“给张家小五” 字样。 第二次来苏州,是同年寒假,穿件蓝布面子的破狐皮袍。我们同他熟悉了些,便一刻不离地想听故事。晚饭后,大家围在炭火盆旁,他不慌不忙,随编随讲。讲怎样猎野猪,讲船只怎样在激流中下滩,形容旷野,形容树林。谈到鸟,便学各种不同的啼唤,学狼嚎似乎更拿手。有时站起来转个圈子,手舞足蹈,像戏迷票友在台上不肯下台。可我们这群中小学生习惯是早睡觉的,我迷迷糊糊中忽然听一个男人叫:“四妹、四妹!” 因为我同胞中从没有一个哥哥,惊醒了一看,原来是才第二次来访的客人,心里老大地不高兴:“你胆敢叫我四妹!还早呢!” 这时三姐早已困极了,弟弟们亦都勉强打起精神,撑着眼听,不好意思走开。后,三姐说:“沈先生,我累了,你去吧。”真有“我醉欲眠君且去”的境界。 张兆和、沈从文在北京陶然亭合影 那时我爸爸同继母仍在上海,沈二哥同三姐去上海看他们。会见后,爸爸同他很谈得来,这次的相会,的确有被相亲的意思。在此略叙叙我的爸爸。 祖父给爸爸取名“武龄”,字“绳进” 。爸爸嫌这名字封建味太重,自改名“冀牖” ,又名“吉友”,望名思义,的确做到自锡嘉名的程度。他接受“五四”的新思潮,他一生追求曙光,惜人才,爱朋友。他在苏州曾独资创办男校“平林中学”和“乐益女中”。后因苏州男校已多,女校尚待发展,便结束平林,专办乐益女中。贫穷人家的女孩,工人们的女儿,都不收学费。乐益学生中有几个贫寒的,后来都成了社会上极有用的人。老师有的现在已成当代有名的教育家或“党” 的领导人。爸爸既是脑筋开明,对儿女教育,亦让其自由发展。儿女婚姻恋爱,他从不干涉,不过问。你告诉他,他笑嘻嘻地接受,绝不会去查问对方的如何如何,更不要说门户了。记得有一位“芳邻”曾遣媒来向爸爸求我家大姐,爸爸哈哈一笑说:“儿女婚事,他们自理,与我无干。”从此便无人向我家提亲事。所以我家那些妈妈们向外人说:“张家儿女婚姻让他们 来的。” 说爸爸与沈二哥谈得十分相投,亦彼此心照不宣。在此之前,沈二哥曾函请二姐允和询爸爸意见,并向三姐说:“如爸爸同意,就早点让我知道,让我这乡下人喝杯甜酒吧。”二姐给他拍发一个电报,简约地用了她自己名字“允”。三姐去电报中却说:“乡下人,喝杯甜酒吧。”电报员奇怪,问是什么意思,三姐不好意思地说:“你甭管,照拍好了。” 于是从第一封仅一页,寥寥数语而分量极重的情书,到此时为止,算是告一大段落。 1933年初他们订婚后同去青岛。那时沈二哥在青岛大学教书、写作。暑中杨振声先生约沈二哥编中小学教科用书,与三姐又同到北平,暂寄住杨家。一天杨家大司务送沈二哥裤子去洗,发现口袋里有一张当票,即刻交给杨先生。原来当的是三姐一个纪念性的戒指。杨先生于是预支了50元薪水给沈二哥。后来杨先生告诉我这件事,并说:“人家订婚都送给小姐戒指,哪有还没结婚,就当小姐的戒指之理。” 1933年9月9日,沈二哥和三姐在北平中央公园的水榭结婚,没有仪式,没有主婚人、证婚人。三姐穿件浅豆沙色普通绸旗袍,沈二哥穿件蓝毛葛的夹袍,是大姐在上海为他们缝制的,客人大都是北方几个大学和文艺界朋友,家中除大姐元和、大弟宗和与我外,还有晴江三叔一家。沈家有沈二哥的表弟黄村生和他的九妹岳萌。 新居在西城达子营,小院落,有一枣一槐,正屋三间,有一厢,厢房便是沈二哥的书房兼客厅。记得他们结婚前,刚把几件东西搬进新房那天夜晚,我发现有小偷在院中解网篮,便大声叫:“沈二哥,起来!有贼!”沈二哥亦叫:“大司务!有贼!”大司务亦大声答话,虚张一阵声势。乃至开门赶贼,早一阵脚步、爬树上屋走了。 后来发现沈二哥手中紧紧拿了件武器――牙刷。新房中并无什么陈设,四壁空空,不像后来到处塞满书籍与瓷器漆器,也无一般新婚气象。只是两张床上各罩一锦缎百子图的罩单有点办喜事的气氛,是梁思成、林徽因送的。 沈二哥极爱朋友,在那小小的朴素的家中,友朋往来不断,有年长的,更多的是青年,新旧朋友,无不热情接待。时常有困穷学生和文学青年来借贷。尤其到逢年过节,即使家中所剩无多,总是尽其所有去帮助人家。没想到我爸爸自命名“吉友”,这女婿倒能接此家风。记得一次宗和大弟进城邀我同靳以去看戏,约定在达子营集中。正好有人来告急,沈二哥便向我们说:“四妹,大弟,戏莫看了,把钱借给我。等我得了稿费还你们。”我们面软,便把口袋里所有的钱都掏给他。以后靳以来了,他还对靳以说:“他们是学生,应要多用功读书,你年长一些,怎么带他们去看戏。”靳以被他说得眼睛一眨一眨地,不好说什么。以后我们看戏,就不再经过他家了。一回头四十多年,靳以与宗和都已先后过世了。 “七七事变”后,我们都集聚到昆明,北门街的一个临时大家庭是值得纪念的。杨振声同他的女儿杨蔚、老三杨起,沈家二哥、三姐、九小姐岳萌、小龙、小虎,刘康甫父女。我同九小姐住一间,中隔一大帷幕。杨先生俨然家长,吃饭时,团团一大桌子,他南面而坐,刘在其左,沈在其右,坐位虽无人指定,却自然有个秩序。我坐在下首,三姐在我左手边。汪和宗总管我们伙食饭账。在我窗前有一小路通山下,下边便是靛花巷,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在地。时而有人由灌木丛中走上来,傅斯年、李济、罗常培或来吃饭,或来聊天。院中养个大公鸡,是金岳霖寄养的,一到拉空袭警报时,别人都出城疏散,他却进城来抱他的大公鸡。 那时沈二哥除了教书、写作外,仍还继续兼编教科用书,地点在青云街六号。杨振声领首,但他不常来。朱自清约一周来一二次。沈二哥、汪和宗与我经常在那小楼上。沈二哥是总编辑,归他选小说,朱自清选散文,我选点散曲,兼做注解,汪和宗抄写。他们都兼别的,只有汪和宗同我是整工。后来日机频来,我们疏散在呈贡县的龙街。我同三姐一家又同在杨家大院住前后楼。周末沈二哥回龙街,上课编书仍在城中。 由龙街望出去,一片平野,远接滇池,风景极美,附近多果园,野花四季不断地开放,常有农村妇女穿着褪色桃红的袄子,滚着宽黑边,拉一道窄黑条子,点映在连天的新绿秧田中,艳丽之极,农村女孩子、小媳妇,在溪边树上拴了长长的秋千索,在水上来回荡漾,在龙街还有查阜西一家、杨荫浏一家,呈贡城内有吴文藻、冰心一家,我们自题的名胜有:“白鹭林”“画眉坪”“马缨桥”等。 1941年后,我去重庆。抗战胜利后我回苏州他们回北平,1947年我们又相聚在北平,他们住中老胡同北大宿舍,我住在他家甩边一间屋中。这时他家除书籍漆盒外,充满了青花瓷器,又大量收集宋明旧纸。三姐觉得如此买下去,屋子将要堆满,又加战后通货膨胀,一家四口亦不充裕,劝他少买,可是他似乎无法控制,见到喜欢的便不放手。及至到手后,又怕三姐埋怨,有时劝我收买,有时他买了送我,所以我还有一些旧纸和青花瓷器,是这样来的,但也丢了不少。 在那宿舍院中,还住着朱光潜先生,他喜欢同沈二哥出外看古董,也无伤大雅地买点小东西。到了过年,沈二哥去向朱太太说:“快过年了,我想邀孟实陪我去逛逛古董铺。”意思是说给几个钱吧。而朱先生亦照样来向三姐邀从文陪他。这两位夫人一见面,便什么都清楚了。我也曾同他们去过。因为我一个人,身边总比他们多几文,沈二哥说:四妹,你应该买这个,应该买那个。我若买去,岂不是仍然落在他家中?因为我住的是他们的屋子。 沈二哥初由于广泛地看文物字画,以后渐渐转向专门路子,在云南专收耿马漆盒,在苏州北平专收瓷器。他收集青花,远在外国人注意之前。他虽喜欢收集,却不据为己有,往往是送了人;送了,再买。后来又收集锦缎丝绸,也无处不钻,从正统《大藏经》的封面到三姐唯一的收藏宋拓集王圣教序的封面。他把一切图案颜色及其相关处印在脑子里,却不像守财者一样,守住古董不放。大批大批的文物,如漆盒旧纸,都送给博物馆,因为真正的财富是在他脑子里。 这次在大陆见面后,不谈则已,无论谈什么题目,总归根到文物考古方面去。他谈得生动、快乐,一切死的材料,经他一说便活了,便有感情了。这种触类旁通,以诗书史籍与文物互证,富于想象,又敢于用想象,是得力于他写小说的结果。他说他不想再写小说,实际上他哪有工夫去写!有人说他不写小说太可惜,我认为他如不写文物考古方面的文章,那才可惜! 1980 年12 月5 日深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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